风雨八十载32

我戴上了“代理人”的帽子

年6月9日，中央在解决甘肃问题的会上明确指出：“冼恒汉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，有些是严重的，但他不是‘四人帮’的死党亲信。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考虑，按照毛主席当年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处理的精神，冼恒汉同志的工作还是调动一下为好，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。”（摘自印发的记录）当时我就表态完全拥护，萧华、韩先楚、宋平都在座。

同时，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在传达中央指示的要点时也说：“遵照毛主席关于干部交流的指示精神，中央决定免除冼恒汉同志在甘肃省委和兰州军区的职务，由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。”

中央决定后，我因病向华、叶告假，经批准在医院住院，一面治病一面也是等候军委另行分配工作。在这个期间，我还参加过中央召开的会议。当时跟我一起来京的我的秘书陈文生和保卫干事华德孝也没有回去，住在招待所里为我整理检查材料，医院看望我。宋平同志临离开北京医院给我，劝我放心好好养病，省里会按照中央“正常调动”的精神，不搞揭批，不搞运动。嘱我如有什么事情要办一定找他，云云。

但是，韩先楚、萧华、宋平三同志回兰州后，却没有按照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精神办事，而是以更加极“左”的作法，在兰州军区部队和甘肃省搞层层揭批所谓“冼家帮”、“西北帮”等活动，整掉了一大批在西北艰苦地区辛勤工作了几十年的干部，仅省、军、兵团、大军区级的干部被非法拘留或停职专案审查的就有四十余人，师、地和县、团级干部有好几百人，一般干部更是一大批。

我也在事先毫不知情并且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被扣上了“‘四人帮’在甘肃的代理人”的帽子。从此，党报﹑地方报纸几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，声讨我这个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所谓“代理人”。报纸上的文章看不到象样的、能说明问题的材料，而只是扣帽子，使人的感觉是，似乎冼恒汉比“四人帮”还要“四人帮”。

报纸上所批判的事情除了夸大其辞外，很多都是无中生有的。例如，有一出话剧叫“红河激浪”，是文革以前省委和西北局搞的，也挂到了我的头上；白银公司年的一起“三人反革命”冤案，也跟我联系了起来；甘肃那年气候反常，也说成是我做的怪；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，军区“四大”，我和张达志被夺权挨整，可现在却倒打一耙，说我在“四大”中“乱军反党”！我想，如果这样的帽子扣到我头上能成立的话，那天下就没有真理而言了。总之，我对他们这种既不按中央政策精神办，又不符合事实，而硬把我往敌人那里推的搞法实在想不通。

再往后，我的秘书陈文生被押回兰州隔离审查，听说对他大搞逼﹑供﹑信，强迫他揭发我的“罪行”。这个同志后来被复员处理，分配到火葬场干活。我的保卫干事华德孝是个老实人，没什么文化，也被揪回去参加运动，后来被处理到砖瓦厂……

运动是越搞越离谱了，到了后来，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影子也见不到了。“由军委另行分配工作”象是一纸空头支票，一直没有兑现，而“‘四人帮’在甘肃代理人”的帽子我却一直戴到现在，不知是不是还要戴到马克思那里去？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，我从内心里由衷地拥护。这是党在历史转变关头的一次伟大的会议，不仅从根本上端正了党的思想政治路线，而且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。几十年来，我无论在兰州军区工作和在甘肃地方工作期间，都是按毛主席、周总理、中央、中央军委的指示办事的，重大问题都经常委讨论。我这个人是直来直去的，不搞阴谋，我从没有给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单独干过任何坏事。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总根子在方针、路线、方法都错了嘛。全国性的灾难，甘肃能避免？冼恒汉能没有错误？中央年曾发了一个（81）22号文件，还专门讲了“过去历史上的错误，责任主要在中央，不要层层去追究责任”。所以看问题要从历史条件、总前提来看。

我从年6月开始，一直住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里等待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，一等五年多，这期间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过问过有关我的工作分配或调整的问题。

年11月，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决定下达五年多后，也就是萧华知道了他要从兰州军区调到全国政协去的消息后，为把这个冤假错案搞成既成事实，经过一番不正常的活动，突然决定让我回兰州最后解决我的问题。

回兰州之前，我去看望余秋里同志，秋里同志曾是我的老同事，对我是十分了解的，更何况他是当时的总政主任，由于我没有看到让我回兰州的军委、总政批件，因此想找他问个究竟。

见面后，我问萧华让我回兰州的事情中央、军委是否知道？让我回去干什么？余秋里说：“他们打了个报告让你回兰州去，最后把问题了结一下，中央、军委也同意了。……放心吧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有什么错误检查一下就是了，不会对你搞什么批斗，事情都过去六年了嘛……”

其他一些老领导如李先念、王震等也托人带话，都觉得对我这样一个老同志几年来如此揪住不放是太过分了，表示有机会一定要为我说话。他们还希望我回去后尽快解决问题，抓紧时间再为党工作几年，为四个现代化再贡献一份力量。我非常感激。

当时，兰州军区还派了一名干部接我回兰州，讲得很好，说是萧华同志请我回去最后解决问题，等问题解决了，还可以抓紧时间为党工作几年。我在北京已等了六年了，从六十几岁等到了七十几岁。说个心里话，我非常想尽快解决问题，早日洗刷掉强加于我的各种污蔑不实之词，摘掉硬扣在我头上的“代理人”帽子，因此，表示愿意回去，配合组织尽早把问题搞清楚。

然而等待着我的是，一下火车，兰州军区便立即将我软禁隔离起来，宣布不许回家，不许和外界联系。他们把我带到宁卧庄的一座小楼里，光看守我的战士就住了一个排，完全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，就连我的孩子们来看我都要严格盘问﹑规定时间。

第二天，萧华派人找我谈话说，我的问题严重，有的是触及刑律的问题，要起诉，要立案，要判刑等等。看起来，他是一定要按照他的政治需要，不顾历史事实，硬要给我定个什么罪才肯罢休，否则他就下不了这个台。

对此，我提出了强烈抗议并给予义正词严地斥责。我当即表示要见萧华、韩先楚、宋平等军区和省委领导，当面问问清楚：年6月在解决甘肃问题时，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对我的问题的性质和处理原则是怎样的？为什么军区、省委领导回来后不按中央指示办，而是另搞一套，并株连了一大批无辜的干部？是否“中央”另有“精神”？可是萧华、韩先楚、宋平等人却回避不见，只派了一个军区副政委张如三出面回答说：“首长没有时间，所以不见！”以后我又几次提出要见他们当面谈，但他们根本置之不理、躲避不见，一直到他们先后调离兰州，始终没有见过一面！

由于我根本想不到他们会这么干，把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执行工作的问题无限上纲上线并欲加治罪，又加上以后十几天里私设公堂，一大群专案人员对我进行严厉审讯﹑逼供，而根本不给我一丝解释和辩白的机会，这使我愤怒之中深感痛心。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批斗，完全是把我当作罪犯来对待，七十多岁的人了，这种身心折磨终于使我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、住院抢救，差点要了命。

经过一年的治疗，到年11月，就在我将要出院的前一天，突然，军区纪委给我送来一份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的所谓《免于起诉书》和兰州军区党委、甘肃省委年11月15日给我作的审查结论（以下简称“结论”）和处理意见的报告，让我看后提意见。我出院后的第三天，又给我送来总政治部年12月5日关于让我退出现役及降至地、师级待遇，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的通知。由于这接二连三的刺激，我心医院。

这一系列的“结论”和处理意见，事先我并不知道，这等于说，不容我提任何意见，就定性处理了。按党章第四条（六）规定“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，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……，并将申辩意见连同报告一并上报中央。”既然他们如此践踏党纪国法，我当时只在那个“结论”报告上写了：“这个审查结论很多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，我不同意。”

随之而来是对我生活上相应的制裁：元生活费﹑限期搬家，否则便停水﹑停电﹑停暖气。由于无处可搬，只得听凭制裁。水停了，孩子们爬下水管道又接上；电停了，再自己拉一根线过来。只有暖气无法解决，冬天到了，西北风呼呼刮着，偌大的房子只有生几个大炉子取暖。由于室内充满了一氧化碳，搞得我经常煤气中毒，实在没办法，医院里去过冬。

上述这些极不正常的作法，都是完全违背党的《准则》的。

根据后来郑维山、谭友林时期的兰州军区党委整党总结说：“上届党委（指萧华时期的党委）常委集体领导发挥得不好，个人说了算和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比较突出。有些经过常委讨论过的问题，未经复议，就被个人否定了。这样，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愿意说，有的不敢说。”（上届党委）“个别领导干部，封官许愿，任人唯亲。”对我的所谓“结论”和处理意见以及一系列人身迫害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产物。

这里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，中央、军委对我先后几次的“组织处理”，也使我感到不同寻常并深感困惑。

第一次是年12月，也就是骗我回兰州所谓解决问题的时候，当时是总政办公厅打电话通知的，大意是：中央决定，冼恒汉按地、师级待遇，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，移交地方安置。除此以外，“通知”里一字未提我到底犯了那些错误，也未提及什么“代理人”之说。由于我当时重病住院抢救，故这个“通知”并未通知我本人，也算是体现“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”吧。一直到年10月我出院回到家，军区才派几个工作人员将这个打印的总政电话“通知”拿给了我。从此取消了一切原待遇，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。

年6月，总政又电话通知，说中央指示，改变以前对冼恒汉同志的处理决定，按正军职待遇离休安置。不久，又电话通知，党内给予“留党察看两年”处分。这两次“通知”也都没提一句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，以及为什么改变原先的决定，又依据什么给我“留党察看两年”的处分。

党章中明确规定，党组织对一个党员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，必须严格按干部管理权限的组织集体讨论决定，并将“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，必须同本人见面，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”。党章还特别规定：“对党的中央委员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、候补委员，给予撤消党的职务，留党察看，开除党籍的处分，必须由本人所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决定”，“在特殊情况下，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，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追认”。

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，是党的第九、第十届中央委员、军委委员，又是兰州军区党委的委员、常委、第一书记，但对我的处理却如此草率，只是由总政的三次电话“通知”。一直到现在，我的问题已经拖了十几年了，始终也没有见到中央的一个正式的“结论”，更没有由中央或军区党委正式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写了无数的申诉，但都如石沉大海，难道我的疑问和费解还要带到棺材里面去吗？